三降尘世之谜

    诗中，玄白即黑白的意思，引申为是非。而解嘲，指受人嘲笑而自己辩解。语出杨雄《解嘲》：“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创《大（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号曰解嘲。” 丁惟宁作为大明王朝末世的一名监察官，对官场的黑暗有着透彻的了解，对吏治之腐败深恶痛绝。但他并无回天之力，因借郧阳兵噪事件遭诬陷而“拂衣而归”，并一再拒绝重新出仕。布衣草鞋，隐居九仙山，潜心创作。对于这中间是是非非的议论，以及一些人对其高官不做，厚禄不要的嘲弄，他自然不会去“解嘲”。诗中的翻笑，是反而笑笑自己的人的意思。在《金瓶梅》第三十回中，痛斥那时社会“富贵皆因 巧得，功名全仗邓通（钱）成。”并借宋喻明，指出：“那时徽宗天下失政， 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 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试想，迷恋这样一个社会的官位，将意味着什么？那些人不正应当受到翻笑吗？而其“翻笑”的手段，就是“苦推敲”了一部小说《金瓶梅》。《金瓶梅》无情地揭露了明王朝末世的腐朽、糜烂。一生中既受人嘲笑，又用毕生精力著书翻笑别人，不是笑笑生是什么。这样看来，欣欣子确是丁惟宁的知己朋友。否则，他不会称其为“笑笑生”。全面细读丁惟宁的《山中即事》诗文，我们就会明白，丁惟宁一生确实是在“笑笑生”。而这种笑究竟含有多少苦涩，只有丁惟宁自己知道。他在九仙山忽歌忽哭（《柱史丁公石祠记》言其“歌于斯，哭于斯”）就是真实写照。而丁惟宁一生写有不少诗词歌赋，但石祠碑文的编排者仅录他的这一组《山中即事》，其为丁惟宁作《金瓶梅》留下证据的用心昭然若揭。
   四、石公的来历。坐落在九仙山下的柱史丁公祠，本是丁惟宁生前，由其长子耀斗“逆探公意”，在“草庐”旁修筑的全石建筑，即：“凡覆者、立者、承者皆石也”（石祠记语）。因其全身都是白色花岗岩，而被称为石室、白玉堂。时为诸城县令的唐文焕在碑文题词中说丁惟宁“出处高风远，修藏白玉堂”。表明丁惟宁生前曾在石室内编纂、 撰写文章。丁惟宁生前曾要求自己死后葬在这里，但因当时石室所在地为空旷山野，又远离祖茔，因而“以法不得葬”。人们就将其神位放在石函内，送主石室， 并辟为“柱史丁公祠”。王化贞的《柱史丁公石祠记》翔实地记述了这一过程。丁惟宁生前在石室创作，死后神主石祠，这是他被称为石公的表层、外在的原因。碑文徐升题词中有“柱史婆娑一片石，芙蓉高搴布瑶席”之句。把丁惟宁说成婆娑起舞的“一片石”，不仅佐证丁惟宁即是石公，而且也揭示了这其中深层和内在的原因。丁惟宁在万历初年时任监察御史，巡按直隶。而其时万历皇帝朱翊钧年少，首辅张居正独揽朝纲。张居正排斥、打击异己，威势煊赫，连万历帝都对他毕恭毕敬。而丁惟宁却不信邪，他公然将张居正“恃势稔恶”的亲戚斩于庑下。《琅琊天台丁氏家乘》载：丁惟宁在巡按直隶时，“土豪某，江陵（指张居正——笔者）相国戚也。恃势稔恶。公始视事，诉者数百人，尽斥之去，而以主客礼致土豪。至，则令对簿，不服，前数百人者乃自署中出，互质之。土豪曰：‘服矣！然念张太师，当宽我。’公曰：‘固宽汝也！’斩之庑下。……知忤江陵，遂告归，时年三十二。”丁惟宁这种不阿权贵、敢于碰硬的精神，确实像一块顽石。石公之称，当之无愧。有人说，《金瓶梅》是《红楼梦》之祖，而《红楼梦》最初称为《石头记》，是否受此启迪？
    五、紫阳道人的来历丁耀亢虚构三次转世故事，让神仙丁令威一转为朱顶雪衣的仙鹤，二转为善于锻铁的匠人，三转为东海人，二转、三转都自称为丁野鹤。可为什么又要自称紫阳道人呢？紫阳道人有何来历？徐升题词中有九仙山“东来紫气真人在”的诗句。东来紫气即紫气东来，源自老子出函谷关的传说，有紫阳之意。而真人，则是道家对“修真得道”或“成仙”的人的称谓。我国古代，有少数道家人士被帝王赠号为真人。而在宋代，道士也有被称为真人的。如天台人张伯端，少好学，熙宁间（宋神宗年号）游蜀，遇刘海蟾，授金液还丹火侯之诀。就改名用成，字平叔，号紫阳，后人就称他为紫阳真人。他于治平间（宋英宗年号）访扶风（地名）马处厚于河东，以所著《悟真篇》授处厚，说：“愿公流布此书，当有会意者。”这里，徐升题词再次证明丁惟宁就是紫阳道人。而紫阳真人张伯端与紫阳道人丁惟宁的共同之处，一是都是天台人，只不过张伯端可能是浙江之天台人，而丁惟宁是山东诸城之天台人，即今胶南市大村镇人。而这两处天台山并非一般地同名，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源渊。史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之后，渡淮北上，占领鲁东南，史称其“徙都琅琊”。他将这里的一些山用越国名山命名，如今五莲县境内的会稽山、胶南市境内的天台山，等等。古人称其“命名识危苦”，意在称雄中国。这些山名一直沿用至今；二是张伯端是游蜀之后改号紫阳，得紫阳真人称号的。丁惟宁从长治县令擢为四川道监察御史，他自然也少不了有游蜀的经历；三是都有书授人流布。《金瓶梅》的传抄本基本上源自董其昌（字思白），已为文学界考证。丁惟宁与董其昌，先后在宫廷讲过学（侍经筵），又先后任湖广按察司副使，而且在这一任上，丁惟宁因“兵噪”贬官，董其昌因“学噪”辞职。（董其昌事迹可见《明史》董其昌传）二人交往甚厚。徐朔方先生《论〈金瓶梅〉》一文注释⑴说：“《袁中郎全集》《书牍》卷下《与董思白（其昌）书》云：‘《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还？幸一的示。’此信作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袁宏道当时任吴县知县。这是有关《金瓶梅》流传的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记载。”由此可见，丁惟宁在创作《金瓶梅》的中期，即《金瓶梅》尚属半成品时，就已经授与了董其昌。而其“后段”的写成，也就是《金瓶梅》全书的收笔，则是万历三十年代的事。这也是直至万历四十年代才有《金瓶梅》刻本浮现的根本原因。上段说明了丁惟宁被称为紫阳道人的原因。而丁耀亢著作《续金瓶梅》，差不多有着同样的经历，因而也自称紫阳道人。丁耀亢这样煞费苦心，暗藏玄关，而又能够使人有据可查，明了虚构三次转世故事的动机，明白谁是紫阳道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六、《金瓶梅》故事人物蔡京的原型是谁世人对《金瓶梅》褒贬不一，对其作者是谁争论不已。但却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作者以宋喻明，肆无忌惮地揭露了明王朝末世的腐朽、糜烂。故事中人物蔡京也是假托，绝非真正宋代的宰相蔡京。《金瓶梅》是小说。小说就是小说，其故事中的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都是作者塑造出来的。当然，塑造人物会有原型，有时一个人物的原型还不止一个。读过《金瓶梅》的人，大多认为其矛头所向，是指上了明代的某一宰辅，如严嵩说。笔者通过对众多史料的疏理，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在此一并提出，仅供方家参考。首先，笔者认为，《金瓶梅》故事中的蔡京，集合了几位明代宰辅的影子。一是大 臣严嵩，因为丁纯、丁惟宁都亲身经历了严嵩时代；二是张居正；三是申时行。在丁惟宁于万历十五年受巡抚李材诬陷被贬三官时，申时行是朝中首辅。《明史》卷二二七记载：发动陨阳“兵噪”的是参将米万春。“惟宁责数万春，万春欲杀惟宁，惟宁逃而免”。事后，“御史杨绍程勘万春首乱，益罪。大学士申时行庇之，置不问。旋调天津善地去。”而李材因加之别罪，万历帝执意要杀其头，也是申时行等千方维护而幸免。这种赏罚不明，无罪有功的被贬官，有罪的反而被调往“善地”，反映了明代吏治的腐败。丁惟宁在小说中发泄对宰辅的愤恨是可以理解的。其次，笔者认为，丁惟宁锋芒所向的宰辅主要是张居正。就是说，张居正是故事人物蔡京的主要原型。第一，张居正虽是革新图治的伟人，却又是气量狭窄、不能容人的小人。例如，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是一个放浪不羁的人，居正当国，更增加了他的威风。万历初年，御史李姬前往广西，路过江陵，不意稍微顶撞了一下张文明，就被张居正革职。明朝末代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腐败势力侵蚀一切，笼罩一切。张居正就是其中腐败的罪魁，贪官中的祸首。连他的门生、御史刘台，都开有明二百年之先河，上疏弹劾他。刘台在奏疏中说：“至若为固宠计，则献白莲、白燕，致诏旨责让，传笑四方矣；规利田宅，则诬辽王以重罪而夺其府第，今武冈王又得罪矣；为子弟谋举乡试，则许御史舒鳌以京堂，布政施尧臣以巡抚矣；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宫禁，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膏尽矣；恶黄州生儒议其子弟幸售，则假县令他事，穷治无遗矣；编修李维桢偶谈及其豪富，不旋踵即外斥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愤叹，而无敢为陛下明言者，积威之劫也。”刘台的攻击是有根据的，并非污蔑不实之词。不仅张居正本人“营私第以开贿门”，他的仆人、同族、子弟、还有他的父亲，多有恃势稔恶者。《明史》载，他的仆人“苍头游七，入赀为官，勋戚文武之臣多与往还，通姻好。七具衣冠报谒，列於士大夫。”恰似《金瓶梅》中与西门庆勾结的蔡京管家翟谦。张居正于万历十年死后不久，即被贬去所有官阶、封号，全家遭抄。整个万历朝无人为他平反，也没有人说他好。这是丁惟宁敢于在《金瓶梅》中大胆描写宰辅劣迹的原因之一。第二，张居正与御史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明史》载：“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抚臣，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诟责随下。又敕其长加考察。给事中余懋学请行宽政，居正以为风己，削其职。御史傅应桢继言之尤切，下诏狱，杖戌。......由是诸给事、御史益畏居正而心不平。”在张居正对给事、御史大施淫威的时候，丁惟宁恰是一位御史，而且是一位敢于太岁头上动土、将其亲戚斩于庑下的御史。这是丁惟宁借书发泄的又一个原因。御史是古代的监察官。在皋鹤堂本《金瓶梅》第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中，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说：“如今世界，开只眼闭只眼儿便好，还经得多出只眼睛看人破绽哩！分明流露的是监察官的感慨。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金瓶梅》是一位御史的作品。第三，张家与诸城籍官吏之间的仇恨。籍贯诸城的邱舜，是明代有名的循吏，是一反腐倡廉的斗士。他曾多次上疏弹劾严嵩及其党羽，后被嘉靖帝杖六十、斥为民。“神宗（万历）立，言官交荐，张居正恶之，不召。”（《明史》）张居正死后，起右通政，擢右副都御史、刑部侍郎。正是他奉旨偕中官张诚查抄了张居正的家。在抄家过程中，张居正长子敬修自杀，临死前写下血书，其中说：“邱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这些史料清楚地说明，张居正与诸城籍官吏邱舜、丁惟宁之间的矛盾，甚至仇恨。丁惟宁与邱舜，不仅是老乡，而且都是反对吏治腐败的斗士。丁惟宁还曾拜邱舜为师，并与其子邱云章一同考中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关系十分密切。丁惟宁以张居正为故事人物原型，写入《金瓶梅》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大概就是欣欣子所说的“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认定张居正是《金瓶梅》故事人物蔡京的原型，还有一个间接的证据。就是丁耀亢在《续金瓶梅》第十七回，描写了蔡京“这些权臣家贬杀抄没，人口俱亡，只有蔡太师之母封一品太夫人李氏，年过八旬以外，得因老年免罪，发在养济院支月米三斗”，后流落给孤寺遭恶报的有趣故事。历史上的蔡京死后是否有八旬老母留世，笔者未考，倒是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时，确有八旬老母王氏仍然活着。刑部尚书潘季驯言“居正母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释。”神宗下诏特留空宅一所，田十顷，赡养居正的母亲。上谕说：“……王氏从厚，援徽府例赡养。……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书、张顺，俱令烟瘴地面充军。” 考证《金瓶梅》故事人物的背景，可以帮助我们分析《金瓶梅》的成书原因，同时，这可以再次证明《金瓶梅》的作者确是丁惟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