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父母的这一生,我不禁感叹,深受启发。
父亲着一生交的朋友都是忠厚实在之人,家族观念也都很强。有大村的丁瑞林二爷爷,横山后的丁良臣大爷爷,广家庄的丁鸿义大爷爷,范家沟的丁志芳大伯等。在恩情方面,父亲也知恩图报,对九爷爷来说,就是明显的表现。在父亲小的时候,四老爷爷对父亲非常喜欢,教他读书识字,后来四老爷爷病逝,九爷爷(四老爷爷的儿子,十八世)的腿又不好,父亲便把九爷爷家的所有家务包了下来,后来丁鑑章小叔(九爷爷的儿子,十九世)长大结婚后又去了东北,家里重要的家务活在父母的安排下,我们兄弟又承担了下来。以及他家姑姑、小叔的婚事和四老爷爷、四老奶奶的丧事等无所不有。
对处理下辈的婚姻大事,如投契、定亲等父亲几乎全部参与。而像卖房子等这样的大事,那是必须坚持先自己族人后外人的原则的。我记得九爷爷的那六间房子要卖的时候,丁鑑章小叔从东北回来后,丁鑑金叔找到小叔并和他达成了初步要卖给外姓。在鑑章小叔征求父亲的意见时,性格耿直的父亲宁可得罪丁鑑金叔和那个要买房子的外姓人家,也坚持应该卖给本家的丁鑑平叔叔,最后使鑑平叔如愿以偿。
在续谱方面,父亲也是蔡家沟近代首个敢吃螃蟹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虽然焚书的热潮已经过去,但对修谱仍然是很尖锐、很敏感的。因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谱书都已经烧毁,几十年的间隔面临着断续的危险。年事已高的六爷爷茂椿(十八世,丁北辰叔叔的父亲)虽不识字,但记忆力好,还能对前几辈的事情想个大概,如果不及时修起来,将会给家族造成巨大的损失。考虑再三,最后和父亲还是决定把蔡家沟的支谱修起来。父亲和六爷爷藏在我家里间里开始了忙碌的工作。虽然是绝对保密,但还是冒着挨批斗的危险,母亲既要做饭,还要放哨,有时突然来几个人会把她吓得要命。每到吃饭的时候,他们两人茶一壶,酒两盅,探讨着,构思着。经过了一个冬天的功夫,慢慢的一部蔡家沟家谱的雏形摆在了面前,又经过整理,一部按照乾隆三十年格式的手抄本正式线状成册。谱书修好没几年,六爷爷就离开了我们。
母亲的一生也和父亲一样,是令人佩敬的一生。虽然她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义举,但她几十年如一日的平淡的生活就令人折服。她做事谦虚谨慎,仔细周到,为人和善低调,便宜让给别人,吃亏自己揽着,有困难尽量不麻烦别人,可别人有困难则乐于助人,有求必应。在家里,家务活几乎全是母亲做,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井井有条,把全家照顾的无微不至。她既是父亲的贤内助,又是我们生活中的依偎。记得在“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大哥、二哥每天都要去搞大寨田,活很累,母亲在家做饭的时候要特意糊几个玉米饼子,让父亲和哥哥们吃,自己却选最不好的饭吃。既便是过年吃水饺(当时一般包两种,一种是荞麦面的,一种是白面的),也是自己吃黑的,把白面的饺子让我们吃。把最好的饭菜让给别人也吃成了一种习惯,直至生命的最后也是如此。
母亲心地善良,宽宏大量,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九八二年的时候,大姑从青岛回娘家看家(也是最后一次,直至去年大姑九十七岁高龄去世,再也没有回老家看看),母亲和大姑叙旧的谈话中谈到了她们结婚不久的一段往事。当时大姑(结婚较晚)和母亲都结婚不久,那个时候刚结婚的媳妇都有住娘家的习惯,八月十五是一年中的大节,住娘家的媳妇必须回婆家过节。八月十四的下午,母亲已经从台家官庄回到了蔡家沟。大姑知道应该回理务关婆家过节,却迟迟未走,原因是不愿回到那个受婆婆欺负的家。可是不走又怕母亲不愿意,因为那个时代很忌讳出嫁的闺女在娘家过节的。母亲看到了大姑的为难,非常同情大姑,而且天色已晚,还要走那么远的路(当时全靠步行),所以坚决不让大姑回去,并说:“不要管些这事、那事,我不讲究这些。”就这样把大姑留了下来,继续住在娘家,并且相处的特别好。后来我和三哥在青岛时,大姑对我们特别好也许就是这个的缘故吧。
同样,母亲和三姑、三婶的关系也是无话不说。后来三婶得了精神方面的疾病,话语之多,谈及她们年轻时候的老事很多,但谈到她和母亲的一些往事,却从来没说半个“不”字,总说母亲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