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兴趣的，是丁惟宁、丁耀亢父子作为明清社会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士，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灵魂拷问。明末清初，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异族的入侵，面对民族的危机，面对士风的日益败坏，面对着日益被摧残的士气和士林的媚邪之风，灵魂的拷问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丁惟宁，明万历年间的进士，曾出任过湖广郧襄兵备按察使，直隶监察御史，后遭人诬陷，遂辞官回乡，隐居九仙山，专心创作《金瓶梅》。死后授文林郎，诰授中宪大夫。丁惟宁的长子丁耀斗，为明万历己巳科进士，诰敕房中书舍人。在晚明，丁家一门两代两个进士。丁耀亢，丁惟宁的三子，在抗清失败后，从拒不仕清，到被迫应试，并短期任过惠安县令。很短时间内又辞官回乡，写《续金瓶梅》。
明清之际，北方的士绅，要比江南更早也更严酷地受到来自北方异族政治、文化、思想的巨大冲击。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魏斐德在他的《洪业——清朝开国史》一书中，有一章专门介绍了清朝在建政初期，山东士绅们是如何迅速易帜的。魏德斐这样写，山东的情形表明，在乡绅与满族征服者结为同盟镇压城乡义军盗匪上，它比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要来得迅速。“尽管这里的民俗也有一些著名的忠明之士，但在维护共同利益而携手合作上，山东士绅对满族征服的态度最典型。”他的这个研究似乎没有注意到诸城的抗清事件，没有注意到诸城的“壬午兵燹”。诸城，山东半岛上的一个重要的县城，明末清初曾爆发了一场士绅领导的抗清运动。斗争之惨烈，并不亚于后来的扬州屠城。也许山东被过早地征服了，那些血淋淋的事实被统治者掩盖了。魏德斐先生显然将此忽略了，这也是我读《洪业》的遗憾。
崇祯十五年(1642年)，深冬，腊月初十，清大队人马聚于诸城城下，傍晚战斗打响，清兵攻入诸城，知县赵千里、曾任过冀南道副使的臧乐令，和父亲臧唯一，曾作过兵部右侍郎、驸马王之宣以及丁氏兄弟，则成为这场抗清斗争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在守城中，丁家老大丁耀斗和儿子丁豸佳受伤致残，丁耀昂全家战亡，丁耀心和儿子丁大谷殉难，臧氏一家阵亡数十人。战后全城被掳杀者十之六七。这就是诸城历史上有名的“壬午兵燹”。兵败，丁耀亢携老母和一个侄子逃至海岛，后沿海南下，向明 游说联合农民起义军抗清。顺治二年，南明灭亡，丁耀亢则拒绝叙用，回到诸城。顺治五年(1648年)他50岁，“为避诸艰，声称应试，入北京谋事。”明末大批汉人知识分子，到了清朝，即使不想做官，都不可能。像侯方域、吴梅村一样，在清 的刺刀逼迫下应试，并被委以官职。丁耀亢亦不例外，应试为顺天拔贡，顺治十六年，任惠安县知县。次年以母老告退回乡。回乡后常隐居于九仙山，在此写作《续金瓶梅》。但在顺治初年，因为一场文字狱，丁耀亢又被押到了北京，在大狱中关了一百多天。
近几年来，我对于明清之际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的种种表现有较大兴趣。房先生的这个发现，给我以启示，我想他对丁氏父子及其明清之际诸城的士绅们定会有深入了解。《仰止坊》我没有拜读，但书中肯定涉及到这些问题，正是因为如此，才想拜见老先生。当面请教，要比自己冥思苦想来得好。
作者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这就是在兰陵峪探访的过程中，发现了著名的苏东坡的“东武流杯亭”遗址。房先生说，他在兰陵峪的考察过程中，得知在兰陵峪南侧的溪流边，有一大一小两座亭子。房教授当即认为，所谓八角亭，就是当年东武流杯亭。
房先生自己也承认，他的这个见解显然与东坡先生的记载有矛盾。苏轼《满江红》词中点明的流杯亭在诸城城南南禅小寺，并未说在九仙山。但房先生还是坚持九仙山的这个亭子就是东武流杯亭。为什么？房先生认为流杯亭初建在南禅小寺中，不过是东坡先生的权宜之计。东坡先生刚到密州，百废待举，且有百年未遇的特大蝗灾。也因时间财力的原因，来不及建一座流杯亭。而修禊除灾，与民同乐，又必不可少，只能降格以求，借区区小寺聚会。此后，他便另觅佳地建流杯亭，结果选中了理想的兰陵峪。
如果兰陵峪有宋代的流杯亭，这当然是我们所希望的。但仅此推论自然还显牵强。还有不少的疑问，需要进一步找到更为充足的证据。既然南禅小寺有流杯亭，有东坡先生的诗词作证，另觅佳地，当然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件，对于东坡先生来说，他或许在诗词和文章里有记载而我们尚未发现，在现存的资料中或许能够找到支持房先生的观点。我期望着会有更充足的证据证明房先生的这个观点。
房先生发现的意义在于：一、他进一步证明了兰陵笑笑生就是丁惟宁，这样，兰陵笑笑生的作者之谜，几百年来的疑案一下子涣然冰释。兰陵峪的意义也就大了。这是房先生的一个贡献。二、他提出兰陵峪有宋代流杯亭的观点，这个发现可说是一家之言吧，也是有意义的。大胆假设，但还得需小心求证。证明的过程当然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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