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革”前夕，我们家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十分低下，平均垧产不足两千斤，还赶不上现在垧产的十分之一。在生产队劳动一天只能挣一角钱，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去掉口粮款一分现钱也拿不回家，人口多的人家还要欠生产队一大笔钱。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家不得不另寻出路，纷纷离开于洪波屯到外地谋生。
一九六三年年底，在亲友的帮助下，我们家由于洪波屯搬到了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套呼太乡（现为宝甸乡）靠勺山村拐把山屯。当时，拐把山屯土地多人口少，尽管是广种薄收，生产能力低下，但生产状况还是远远好于于洪波屯。一个农民在生产队干一年活能挣到三百元钱左右，口粮也由每人每年三百六十斤逐步提高到五百四十斤。特别是这时父亲的病也基本好转，能够常年参加生产队一线劳动。每年，去掉全家口粮款，过春节时父亲还能从生产队拿回几元或十几元现金，生活水平跟以前比有了明显提高。
好景不长。一九六六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突然爆发，很快波及到农村。虽然不及城里严重，但是，派性斗争在悄悄滋长，生产大队经常召开所谓“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和“新国民党”的批斗会。“一斗” 、“二批”、“三忠于”、“四无限”、“五坚持”、“学语录”“读毛选”“忆苦思甜”等各种名目的活动几乎每天都进行，政治活动不仅占去了农民大量生产和休息时间，而且搅乱了人们的正常思维，使不少人染上了狂热症。
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拐把山屯每况愈下，粮食产量下降，分值降低。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人心大快。但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一时难以消除，思想僵化，“左”的影响还在继续。当年弟弟高中毕业回生产队参加劳动。干一天活不但拿不到一分钱还要欠下生产队三角六分钱的债务，弟弟干活欠下的债务直到农村改革后才还清。
体制上的弊端逐渐显露，农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缺吃、缺穿、缺烧柴，农民的生活困难到了极点。不过，这时我和哥哥早已参加了工作，每个月能定时领到工资，生活自然好于屯中其他人家，尽管这时我们还是农村户口，吃农业粮。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全党把工作重点从“依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大规模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农村，首先对生产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九八二年取消了“大帮哄”这种落后生产形式，将土地承包到户，农村改革非常成功，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很快，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一个普通的种粮大户的粮食产量甚至超过一个中小生产队的粮食产量。一系列农村改革政策给广大农民带来了真正实惠。我们丁家几代为农，孜孜以求的温饱问题直到父母晚年的时候才真正解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工作原因我和哥哥先后搬进了前郭县城居住，由农村户口改为城镇户口，由吃农业粮改为吃商品粮，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一九九二年父母因年岁大也搬进前郭县城，本应安度晚年，可是两位老人天生命苦，奔波辛苦了一生，刚刚过上幸福生活没有几年就相继过世了。
母亲于农历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父亲于农历二00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这给我们作为子女的留下了无限悲痛和遗憾。父母一生没过上好日子，晚年时，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子女们都能过上幸福生活。我们姊妹兄弟五人晚年逢盛世，总算没有辜负两位老人对我们的期望。现在，姐姐丁秀荣七十二岁，家住长春市，身体健康，子女孝顺，晚年生活幸福，享受着天伦之乐。哥哥丁忠臣六十七岁，在前郭县畜牧局退休。本人丁忠民六十三岁，在前郭县审计局退休。妹妹丁秀珍六十岁，家住前郭县农村，靠承包土地收入和国家各项惠农补贴，衣食无忧，生活富裕。弟弟丁忠山五十七岁，在靠勺山联合学校任合同制教师。现在，我们的子女有的在国家机关工作，有的在国家企事业单位工作，也有的乘改革开放东风，搏击商海。总之，他们都在各自领域里施展着自己的才华，为国家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
两位老人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实现了。九泉之下如果有知，这一点也许能给两位老人一点慰藉。
2010年3月于前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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