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年代 - 百年沧桑忆家史

土改以后，贫下中农分得了土地，农民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涨。由于当时很多农户缺少畜力和农具而影响生产，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党和政府及时号召组织“互助组”，农户自愿组合，互帮互助。那时我们家养了两匹马，父亲不能干重活，就以马力换人工与别人家插组种地。政策深得民心，翻身农民开始过上了舒心的日子。
一九五五年全国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将“互助组”强行改造成以屯为单位的初级农业合作社，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初级社尚未稳定，一九五六年又将农业合作社规模进一步扩大，以村为单位成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大多数农民响应党和政府号召自愿入社。我们家以四匹马和一些农具入社，经济股份为二百八十元，是本社中股份较大的农户。当时，我们姊妹兄弟五人都已出生，全家共七口人，父亲有病不能参加社里劳动，尽管当时合作社个别领导说我们是白吃社会主义，给我们家出了不少的难题，但是，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们就是用经济股份领取全家口粮和其他农副产品的。
一九五八年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将高级农业合作社撤销，把几个乡合并成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同时提出 “十五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冒进口号。全国迅即开展大炼钢铁，深翻地运动。各地成立了免费大食堂，全屯人都在大食堂吃饭，尝试着过共产主义生活。当时，全民军事化，秋翻地最紧张的时候全屯男女劳动力都吃住在野外临时搭的帐篷里，不许回家，后来就连中小学生也都住进了帐篷，停课参加秋翻地。家家闭户，锁头看门，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的高潮一个接着一个。 “苦战三昼夜”，“苦战七昼夜”甚至“苦战十昼夜”的口号声经常充斥耳鼓。结果，自然是欲速则不达。
在大跃进年代里人人都得参加集体劳动。这时，父亲病还没好，仍然不能干重活，就被派到生产队喂猪，属于二线劳力。母亲也被编到二线劳力当中，每天起早贪晚地参加生产队里劳动。
说是父亲喂猪，其实大都是由家里人代劳。当时姐姐已经结婚，嫁到外屯，哥哥读初中，在学校住宿不能天天回家，妹妹和弟弟还小。我在本村小学读书，每天上学前放学后就到生产队帮助父亲筛秕谷、馇猪食、喂猪。哥哥回家时也要到生产队帮助父亲干活。
父亲不能参加一线劳动，生产队领导是很不情愿的。后来就把主意打在了哥哥身上。有一天，生产队长于长江来到我们家对父亲和母亲说：“你们家两个人（指父亲和母亲）都在二线劳动，别人意见很大。丁忠臣（我的大哥）今年已经十五岁了，我们已经把他由潜劳力改为正式劳力，从明天开始就得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母亲很不服气，与队长进行争辩。母亲说：“丁忠臣还小，还不到参加生产队干活的年龄。况且正在读书，学生根本就不是潜劳力，更不能转为正式劳力。”于长江理屈词穷，就冲着母亲大喊：“在这一日千里的大跃进年代，谁也不能躺着吃社会主义，反正你们家得出一个一线劳力，不然就断你们家的口粮。”
在大跃进年代里，各种名目的“辩论会”、“批斗会”随时召开。“右倾分子”，“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帽子满天飞。随便那一顶帽子扣到你头上，都会压得你无法抬头。为了减少麻烦，母亲决定自己到一线劳动。
母亲当年四十三岁，长得瘦小而且体质不好，整日和一线男劳力在一起劳动确实有些吃不消，有时劳动一天累得连饭都不能吃，晚上睡觉直哼哼。可是母亲性格倔强，从来不服输，每天早晨起来吃几片镇痛药照样出工。开始时每天吃一两次，每次吃一两片。逐渐发展到每天吃三四次，每次吃三四片甚至更多。久而久之，母亲对镇痛药产生了依赖性，直到去世前还离不开镇痛药。
母亲的做法在屯中引起不小的议论。有的人说母亲供孩子读书是“没正事儿”，也有的人说母亲不服从领导早晚会吃亏。有的好心人劝母亲：“孩子都那么大了还念什么书，象你们这样家庭就早点让孩子下地干活算了，免得你遭那份罪。”总之，对母亲的做法持肯定态度的人少，持否定态度的人多。
母亲却不以为然，生产队领导的施压和屯中人的非议都没有动摇母亲供我们读书的决心。在母亲的支持下，哥哥读完初中在本乡参加了工作，本人中专毕业，弟弟高中毕业，后来也都参加了工作。这在当时的偏僻农村我们哥仨就算是高学历了，也曾受到别人的羡慕和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