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州谱略》再考

　　史家关于明季军户之论可谓夥矣！迩来辗转搜求参读，所获渐多，爰研我琅琊丁氏七世祖懋学公所撰之“海州谱略”，复反观向之拙文“海州谱略小考”，甚觉粗浅。因订正细补，名之再考。囿于窳陋浅学，限于史料阙佚，错讹一仍，幸方家教正。
　　甲、出身考  明初的武昌府武昌县，在元季中后期称为武昌路武昌县，乃是长江南岸的水乡泽国。此地终年船来舶往，除却战争，自古一派繁荣景象。其时最方便的交通工具，非舟莫属。当元之际，人分四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级之中，又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又细分上上、中上、下上，上中、中中、下中和上下、中下、下下，共九等。贵族、大地主、大商人，自然是上等户；中小地主、商人，被划为中等户；而自耕农、渔民、船夫等贫民则当然属于下等户。南宋亡国后归附元家的江南人，社会政治地位最为低下。武昌县正是江南。若兴公祖辈即居于此地，入元后则其必不幸。据马可波罗观察，南人“性格和平”、“民性恬静温文”，居民“对武器的使用一无所知，而且家中也从不收藏兵器。”他们“很讨厌军人，连大汗的卫队也不例外。因为看到这些人会使他们触景生情，为他们已故的君王和大好河山被异族所占而产生亡国之恨。”如此根深蒂固的情结，从军则必耻于为之。又，“江南地区（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辖地），……江浙行省农业最为发达，江西次之，湖广又次之。”“元中期每年征收的税粮为1200万石左右，来自江南的近650万石，占53.5%，而江浙一省即为450万石，江西行省115万石，湖广行省84万石……”，可见湖广土地较少或贫瘠卤薄）。更兼元家制度，“惟中等户方可被抽为军户”。故初步分析，兴公出身，大致非渔夫即船夫。虽迄未发现兴公父辈及以上资料，然联想及兴公终其一生不过百户，令人疑之乃父似与陈友谅或者谅属或有相当关联，否则不至于一点信息都没有透露给后代。或者，无论渔户或船户，因社会地位低下，而为先人讳，不愿为外人道，亦未可知。无论如何，兴公本人不大可能出身于军户，则比较可信，其参加陈友谅军队应属形势所迫——“由于战争，大汉境内的一切设施都服从军事的需求，虽‘有州官之设，然民皆隶军籍，惟将帅命，… …’”，百姓身不由己；“陈氏之兵，… …于湖、潭、荆、襄等处征田夫、市子，三丁抽为一军，… …”，兴公兄弟三人，恰合抽军条件。此外，若兴公出身军户，即其父亦为军人，则不应失于记载；元朝军队中除蒙古军、汉军、募兵之外，有新附军即原南宋军人。由于甚至连口碑资料都没有丁点，故大致可排除兴公出身军户之可能。既非军户，则最大可能为渔户、船户或半渔半耕之民户。
　　乙、生活考  1、渔户生活。元初渔户，有南宋大夫遗族 ，亡国后携带眷属溯水而上，避世而居于船上。此族不舍舟而就陆，犹如伯夷、叔齐薇蕨首阳，为誓不降敌之意；不与当地居民通婚，以明不践元土之志。至于其具体而细致的生活情形，则鲜见于史料。未知我族人是否在此行列，尚有待来哲考究。元代官方虽采取轻视渔业、“听民自渔”之政策，但仍设有“河泊所”以征收“河泊课”（见于[日]中村治兵卫先生所著《中国渔业研究》第112-115页），设有鱼苗仓（事见同治《九江府志》卷7《地理志·古迹》），便于渔户淡水养殖。专业渔户亦称网户，亦多有兼业捕捞渔民——耕渔兼业，即所谓“春夏力农，秋冬业渔”。据台湾吴智和先生《明代渔户与养殖事业》宏著，亦可窥见元末渔户生活一斑：“浮荡四居之渔户，在渔户阶层中是较为特殊的群体。盖其一生起居生计皆在船上，活动范围随鱼聚、节候而时有迁移，与陆居少有往来，是一群遗世独立之阶层，虽蒙受多少歧视与误解，其生活模式依然世代相传不替。”元人张昱（光弼）《捕鱼词》“渔家别无业，衣食惟罟网。”最为概括。而当时苏天爵在《韩公神道碑》中既然称沔阳“以网罟之利甲天下”，想必距沔阳相邻之武昌渔业亦相当发达。至于张可久在[越调.天净沙]《江上》词中描绘渔人“小舟如画，渔歌唱入芦花。”则不过是文人墨客的诗情画意。但，马可波罗在从襄阳到九江途中看到“无数的城镇坐落在沿江两岸，……。九江的船舶非常之多。”以及在杭州看到“湖中也产大量的鱼，使专门捕鱼的人终年都有鱼可捕。”“（在渔市上）当你看到运来的鱼数量是这样庞大，或许会认为无法卖光，可十几小时之内，竟一售而空。”应是元季中事。而到元末，百姓则已“忍饥忍寒蹲破庐”、“麦饭稀稀野菜羹”，甚至“火烧暖炕代衾绸，藜藿何尝识盐味。”当时唐棣的《秋浦归渔图》约略可见渔人的艰辛，而《全元散曲》中杨果描述渔人住舍“见一簇人家入屏障，竹篱折补苔墙，破设设柴门上张着破网。几间茅屋，一杆风旆，摇曳挂长江。”则更描绘出渔人之凄惨。具体到兴公一家，既然其二弟杰公能官至泉州府知事、其三弟坚公能官至保德州吏目，足见至少到杰公时已有条件读书，由元入明以后，生活大有改观。然，即在元末，其家庭生活亦未必穷困潦倒，若果尚有女姊妹，则家口如此之多，似更可遽定。2、船户生活。元季中，马可波罗在武昌县附近看到“江上的货物运输量，没有机会亲眼目睹的人，也许是难以置信的。”前已述及，他途经九江时看到此地“船舶非常之多”。那么，可以推见与九江不远之武昌，船舶亦必不少。吴智和先生《明代江河船户》中有详细描写，择要移录如次：历代统制阶层，地方乡绅，素来忽视此依船为生的船户。江河船种类繁多，大要可分为（一）江船；（二）湖泖；（三）内河船；（四）漕舫；（五）渔船。船户依赖船艘佣力以食，论其性质有：雇佣于民与雇佣于官。拥有私船的船户，船就是一家人生命所寄，终日与水为伍，生活圈子相当狭小。行则鱼贯，泊则雁排。有时受雇于官，向导缉私拿盗；或者运粮载物。有等船户，以操舟为宝，习水性、精其业，誓不外传。有经验船户能及时规避风霜雨雪，无经验船户往往葬身鱼腹。至于船户迷信神灵，供奉保佑平安，并讳翻忌漏，古今一例。船户往来四宇，对各地风土人情知之独深，消息最灵通。船舶猬集之处即商业兴盛之区。船户与商人、商埠往往关系密切，也往往发生纠纷。俗言：“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此虽说的是汉阳渡船，想必武昌县当时亦与之相差无几。船户本身因受教育之机会有限，子孙仕宦者，犹如昙花难得一现。太湖渔户延师课子者，见于王应奎《笔记小说大观一八编——柳南续笔》：湖船延师课子，每四支共一人，修仪必具白金二三镒，各船各供膳三月，所食不外水族，极四时之鲜矣。船户与陆上人少有亲密关系，婚姻大都在同业间择偶，一家在船上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江河湖泊每至季风时节，浪高险恶，阻舟行程，稍不为意，有舟覆人溺之患。更有甚者，时代更迭之际，成为兵端牺牲对象，人船俱被掠，生死由人，下场至为凄凉。明人邢昉的《水夫谣》尽现了操舟者生活的苦楚：“水夫住在长江边，年年捉送装兵船；上水下水不记数，但见船来点夫去。十年家门派一夫，生死向前无怨怒；衣中何有苦搜索，身无钱使夜当缚。”的确，船户经年累月与风浪为伍，付诸生命于不可测之渊，风里来雨里去，道不尽的凄苦。其毅力之坚忍，亦有足多称赞者。3、百户生活。1976年秋，辽宁省清原县大孤家满族镇兴隆台河北出土铜印，正方形，边长7.2厘米，厚1.25厘米，柄高6.6厘米。印文曰：“定辽前卫后千户所百户之印”，印章刻有：“礼部造，洪武十年六月  日”。印在左侧边有楷书阴纹字“茹字三十九号”。明代百户，可役使总旗、小旗以及伍卒；其品秩为正六品；初授昭信校尉，升授承信校尉，封阶云骑尉；年俸禄120石；服二梁冠、素银带、三色练鹊绶、槐木笏、绣彪青袍；佩礼部统一铸制之铜印。其日常生活，据《明代辽东档案汇编》372页中所载：“初八日，海州（注：此海州，乃辽东之海州）听事吏于尚信附：猪肉三斤，蹄肚一副，鸡一只，鸡子十个，豆腐一盘，白面三斤，调和六罐，小菜四样，花胡椒木耳笋，烛四对，炭五包，茶叶茶果… …酒一瓶；廪米一斗，猪肉二斤，豆腐小菜一盘。”前半部分，乃卫所千户、副千户生活缩影，后半部分系卫所军士生活写照。而百户、总旗生活，则大致介于二者之间。此外，明季天下底定之后，总旗及其以下军户，十之七参加军屯，十之三戍守操练。甚至后来达到一九。试百户以上官军，则不必从事耕屯。百户俸禄，洪武四年正月至十三年二月期间，规定为每年米一百石；之后，则提高到一百二十石。并且，每年尚有俸钞九十贯。（参见《明实录类纂经济史料卷》524页）。俟后，至洪武廿二年，命“每石折钞二贯五百文。”建文四年九月以后，则已变为“米钞中半兼支”（《太祖实录》卷195）。此外，每年每军还给“绵布二疋，绵花一斤八两，宝钞二十五张。… …”。绵布之内部价格，“每布一疋，折银二钱五分。”洪武廿三年以前，兴公老疾告退半俸致仕，而“仍依原卫所升等署事”。所谓“升等”，是否即为由总旗升为虚职的“试百户”，目前没有例证，因此尚无法确定，估计“升等署事”必有，而“试”与非“试”难究。尽管如此，估计相去必不太远（《太祖实录》卷一九二，洪武二一年七月己丑条）。据万历《大明会典》载：“国初兵荒之后，民无定居，… …后设各卫所，创制屯田，… …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又有二八、一九、中半等例。”《宣德实录》载：宣德四年（1429），行在户部尚书郭敦奏称：“洪武、永乐间屯田之例，边境卫所旗军三分、四分守城，六分、七分下屯。腹里（注：内地）卫所一分、二分守城，八分、九分下屯。亦有中半屯守者。”洪武二十七年（1394）更命各卫“止留军士千人戍守，余悉令屯田。”（《太祖实录》，231，正月戊辰。）关于军屯方面事宜，王毓铨先生《明代的军屯》有相当细致之描述，兹节录于次：“每军一份屯田50亩，扣除自己口粮，每亩岁缴籽粒（屯粮）5斗；小旗纳4斗5升，总旗纳3斗3升3合。不仅纳粮，还要纳草饲马。”目今早有肇宾族叔等注意到，兴公两个弟弟杰公、坚公亦自武昌投奔乃兄占籍海州，其中究竟何故，迄未弄清。以下史料似可给出答案：“很多军户户下丁壮，为脱避原籍苦徭，逃往卫所，弄成如陕西那样，正军一名在营，而余丁三丁至三十丁在卫的。”“军田五十亩一份，一军承之。余丁则田无定数，许其过割（卖买）。”“余丁老疾事故可不将土地还官（屯田须还官），可长期占有管业；因此可以‘过割’，一如农民所占有的土地一样。”（《明代的军屯》52-54页）。如此宽松政策，饶谁皆有相当吸引力—— 一家人既可团聚，又可互助，舍远就近，何乐不为？回首洪武二十三年贯公“复并枪补役”，所“补”何职？吾曰：补总旗或试百户，而必非补百户。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146页：“总小旗虽不入品，原则上亦世袭。唯袭职时须‘并枪’（于注：考试武艺，相当于百户以上的比试）。未并枪而袭者，事发须受降职充军的处分。”（参见《皇明经世文编》卷一二六武选对字二条）。细览我琅琊“海州谱略”，其间也说得明明白白：“洪武二十四年（方）钦除淮安卫海州守御所世袭百户”。当时，并枪给人两次机会，初次不及格亦可暂时袭职署事，然俸禄减半；两年后尚可再与比试，及格则改食全俸，若仍不及格则降为充军（由总小旗降格为普通军士，并非犯罪戍边之充军）。（参见《明史》卷八九 兵志一）。赵冬梅先生《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和武学》中写道：“比试的内容主要是弓马武艺，最初只考马射，首先要纵马跨越障碍，包括一堵墙、一条沟，跨越之后，还要在马上射三箭；其次，是两人马枪对阵。明朝中期，比试内容又增加了… …。”（131页）又说，“一般而言，25岁以下的武职必须入学学习。”（134页）旗军屯田当然很苦，不仅要挣出自己口粮还要上交子粒，而不论年景如何，因此，往往难以承受而逃逸（近来，有学者研究成果表明，卫军口粮仍以民户税粮比重较大，从而 了军屯负担沉重之旧说），总小旗在子粒方面虽然相对负担较轻，但最为困扰他们者却是军士之逃逸。《大明律》（洪武六年，1373）《兵律》“军政”“从征守御官军逃”规定：“小旗名下逃去五名者降充军人，总旗名下逃去二十五名者降充小旗，百户名下逃去一十名者减俸一石，二十名者减俸二石，… …逃之五十名者追夺降充总旗。”由此可见，下级军官相当苦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