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桓崎
 
关于兴公的出身问题，我的观点经过慎重分析认为，兴公绝对不是“水上人家” 渔户出身，也不是贫穷人家，更不会是没有文化之人。常言道：穷习文，富习武。家境贫寒习文可以，习武是无力达到的。一般来说，请文教师和请武教师的工资待遇是不一样的！二来说习武人的饭量特大，一日三餐再加夜间练功加餐，每餐二斤粮，一点不夸张，这还是最省的。试想，贫穷人家谁能供得起？三来说，按我国古老传统文字记录规则，如果身无特长从军，直写“从军” 就是了，如果此人有武术特长——铜锤、铁枪、方天化戟、大刀等等。可写：“以铜锤从军、以铁枪从军...... 等”。《明史演义》中描写徐达是“以铜锤从军”。“兴公以铁枪从军” 很能说明问题。它已经告诉我们，兴公不是一般农民、渔夫。再说,除非中等人家、大户人家、武术世家出身，是没有这种武器的！使用重兵器的人，必定是武功超群又力大无穷之人！如果是个一生走不出渔舟方寸之地的人，怎能拥有和保存这种武器？早当废铁卖了，又怎能拥有这种重兵器和使用这种重兵器的体魄和武功？如果兴公就是一般渔民，给他这么一杆纯铁重兵器上战场，他抗这杆铁枪就废尽全身之力而成了累赘，等于到战场上送死！能够南征北战几十年立下赫赫战功吗？这是最一般不过的常识了，应该细心考证才是。
如果不是贫穷人家，按咱丁家传统肯定要读书的，所以，兴公应该是个有文化之人！
第二个问题，再研究一下帖公的历史问题。近来又发现新的史料。帖祖生有三子，长子和三子失名讳，和二子子诚祖分别从洪武二、四年迁出蓟州。分别时以油瓶、灯盏、灯树为信物，大哥保存油瓶，二弟子诚祖保存灯盏（灯碗儿），三弟保存灯树（灯座）。
二弟子诚祖于洪武二年从北直隶蓟州迁徙山东沾化，大哥于洪武四年迁徙山东蒲台，三弟迁徙山东日照。古代移民不以个人意志，是强硬命令式分迁。所以，分别时约定，一定各自辈辈相传，告诉后代，盼望今后兄弟重逢。限于古代交通困难，兄弟三人，天各一方，团聚前景缈茫！
历史无情，苍天有意。596年后的民国25年，迁徙山东蒲台长支后人，拿着油瓶信物和长支族亲签名簿，找到沾化二支后人，接待者都是些举人拔贡身份、德高望重之老者，根据祖上传说和证物相符,遂以长、次两支相认，谱牒有续。由此得知长支进士一人、举人、拔贡多人。八世孙丁贵是明代正德三年进士，封吏部郎中。唯迁日照三支没有找到。（日照三支很可能又迁徙它地）。另有一个证据，民国三年七修族谱时,我沧州参加者是丁魁臣秀才,据他说:“那次修谱,沾化好几个举人,滨州蒲台去了两个举人，人才济济，哪有我说话的份儿？”证明那时滨州长支与沾化二支就有联系，亦证明丁贵公之后，人才济济。
由此可见，兄弟三人在洪武初年的年令，应该是能够独立生活之人。据传说子诚祖迁徙沾化时，是用担子挑着两个幼儿伯能、伯源祖来山东的，子诚祖时年25岁。那么他的大哥应该28岁上下，他的三弟也在20岁上下。二世祖伯能、伯源祖的出生年代应在至正28年到洪武元年，比诸城一世祖推公还大几岁。这样以来，再推断帖公的年令，超过兴公的年令二、三十岁。
按“家乘”记载福祖生於明代宣德八年推算，伯源祖五、六十岁才生福祖吗？所以，此传说令人费解。但是，子诚祖兄弟三人迁徙山东时的年令应该是对的。帖公超过兴公的年令二、三十岁，应该差不了多少。
按照推测，子诚祖兄弟三人迁徙山东时的年龄，起码在蓟州已经结婚生子了（子诚祖25岁），“用担子挑着两个幼儿伯能、伯源祖来山东的”。因为新迁之地都是无人区，而移民中女孩极少，这样以来，以上传说又有点儿靠谱儿。伯能、伯源祖的晚婚现象就不可避免，或者福祖上有几个姐姐，他是个老生子，二者合一，都是代龄段拉长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