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关于明季军户之论可谓夥矣！迩来辗转搜求参读，所获渐多，爰研我琅琊丁氏七世祖懋学公所撰之“海州谱略”，复反观向之拙文“海州谱略小考”，甚觉粗浅。因订正细补，名之再考。囿于窳陋浅学，限于史料阙佚，错讹一仍，幸方家教正。
　　甲、出身考  明初的武昌府武昌县，在元季中后期称为武昌路武昌县，乃是长江南岸的水乡泽国。此地终年船来舶往，除却战争，自古一派繁荣景象。其时最方便的交通工具，非舟莫属。当元之际，人分四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级之中，又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又细分上上、中上、下上，上中、中中、下中和上下、中下、下下，共九等。贵族、大地主、大商人，自然是上等户；中小地主、商人，被划为中等户；而自耕农、渔民、船夫等贫民则当然属于下等户。南宋亡国后归附元家的江南人，社会政治地位最为低下。武昌县正是江南。若兴公祖辈即居于此地，入元后则其必不幸。据马可波罗观察，南人“性格和平”、“民性恬静温文”，居民“对武器的使用一无所知，而且家中也从不收藏兵器。”他们“很讨厌军人，连大汗的卫队也不例外。因为看到这些人会使他们触景生情，为他们已故的君王和大好河山被异族所占而产生亡国之恨。”如此根深蒂固的情结，从军则必耻于为之。又，“江南地区（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辖地），……江浙行省农业最为发达，江西次之，湖广又次之。”“元中期每年征收的税粮为1200万石左右，来自江南的近650万石，占53.5%，而江浙一省即为450万石，江西行省115万石，湖广行省84万石……”，可见湖广土地较少或贫瘠卤薄）。更兼元家制度，“惟中等户方可被抽为军户”。故初步分析，兴公出身，大致非渔夫即船夫。虽迄未发现兴公父辈及以上资料，然联想及兴公终其一生不过百户，令人疑之乃父似与陈友谅或者谅属或有相当关联，否则不至于一点信息都没有透露给后代。或者，无论渔户或船户，因社会地位低下，而为先人讳，不愿为外人道，亦未可知。无论如何，兴公本人不大可能出身于军户，则比较可信，其参加陈友谅军队应属形势所迫——“由于战争，大汉境内的一切设施都服从军事的需求，虽‘有州官之设，然民皆隶军籍，惟将帅命，… …’”，百姓身不由己；“陈氏之兵，… …于湖、潭、荆、襄等处征田夫、市子，三丁抽为一军，… …”，兴公兄弟三人，恰合抽军条件。此外，若兴公出身军户，即其父亦为军人，则不应失于记载；元朝军队中除蒙古军、汉军、募兵之外，有新附军即原南宋军人。由于甚至连口碑资料都没有丁点，故大致可排除兴公出身军户之可能。既非军户，则最大可能为渔户、船户或半渔半耕之民户。
　　乙、生活考  1、渔户生活。元初渔户，有南宋大夫遗族 ，亡国后携带眷属溯水而上，避世而居于船上。此族不舍舟而就陆，犹如伯夷、叔齐薇蕨首阳，为誓不降敌之意；不与当地居民通婚，以明不践元土之志。至于其具体而细致的生活情形，则鲜见于史料。未知我族人是否在此行列，尚有待来哲考究。元代官方虽采取轻视渔业、“听民自渔”之政策，但仍设有“河泊所”以征收“河泊课”（见于[日]中村治兵卫先生所著《中国渔业研究》第112-115页），设有鱼苗仓（事见同治《九江府志》卷7《地理志·古迹》），便于渔户淡水养殖。专业渔户亦称网户，亦多有兼业捕捞渔民——耕渔兼业，即所谓“春夏力农，秋冬业渔”。据台湾吴智和先生《明代渔户与养殖事业》宏著，亦可窥见元末渔户生活一斑：“浮荡四居之渔户，在渔户阶层中是较为特殊的群体。盖其一生起居生计皆在船上，活动范围随鱼聚、节候而时有迁移，与陆居少有往来，是一群遗世独立之阶层，虽蒙受多少歧视与误解，其生活模式依然世代相传不替。”元人张昱（光弼）《捕鱼词》“渔家别无业，衣食惟罟网。”最为概括。而当时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