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文化大革命后期，人民公社大集体主宰着一切，有些户一大家子劳动力在生产队里干一年还要倒贴给生产队钱，俗称“缺款”。很多户没得吃、没得穿，如果是夏天还好，三九天可就惨了：赤着脚，穿一条单薄破碎的裤子，冻得咬牙切齿。我们家是村里的大户（八口人），劳动力多，一年下来，一般会领回“余款”一百元左右或者几十元，这在队里不“缺款”已经算好的了。父母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吃的虽然孬点，但还能吃饱，穿的也是如此，一件衣服从老大一直往下轮，轮到我穿的时候是已经是补丁罗补丁了。但即便是补补丁，母亲也要补得正正当当，洗得干干净净，不让一个孩子饿着、冻着。我记得母亲经常晚上做完家务后再上炕趴在把用药瓶做成的煤油灯前，在昏暗的灯光下，缝完了这件补那件，直到很晚很晚。
    时光如梭，不知不觉大哥二哥相继到了结婚的年龄了，慢慢地上门提亲的人多了起来并且很快定了下来。记得大哥在将要结婚前夕我和母亲在西屋里用石磨推麦子磨面以供结婚使用，母亲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推磨的速度就更快了。当时他们结婚送的礼在村里数咱好，其中绸缎背面就是父亲专程去青岛大姑家托人购买的，当时在农村是很难买到的，而对于老人对子女的关心可见一斑。
    一年过后的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大侄女锦花降生了。忙了一晚上的母亲没有合眼。天将刚刚亮，天上飘起一点稀见的雪花，昨晚孩子的哭声告诉我，有叫叔叔的了，我高兴的一夜没有睡觉。而早起的母亲到屋后去拾前几天没有去拾的地瓜干，在路上每碰到一些长辈便高兴地和他们说：“换辈了，有叫奶奶的了。”全家人高兴的无法有语言来表达，尤其是锦花长得又白又漂亮，不光家里人最爱，就是全村人也都特别喜欢。每次抱到街上去，总是这个还没抱够那个又接过去，人见人爱地夸奖着，传递着温馨和喜悦。
    又过两年，二十四岁的二哥也结了婚，次年的十一月大侄子锦荣降生了。和锦花一样，他呱呱坠地的哭声永远记在我的脑海了，那一晚我还是一夜未眠，他的降生也标志着家族的光大与传承。
    在孩子出生的几天里，二嫂的奶水不足，什么样的方法都用过就是不见成效，只能用奶粉炼乳来添加，可当时的条件有钱也很难买到。父母听说诸城县的桃园公社有炼乳，便让我到那去买。天还不亮，父亲就告诉的我走的路线，徒步走了二三十里的黑路，到达桃园公社时泛红的太阳才刚刚出来，下地干活的社员正往地里走，那年我还不到十三岁。
    接下来几年，姐姐、三哥相继结婚。值得一提的是三哥在初中毕业后考上了高中，但在当时因为家里是“上中农”，他的理想化为了泡影。十八岁的他去县城当了合同制工人，并在县城安了家落了户。从闯外的那一天起，他无时无刻不牵挂着这个需要照顾的家。对父母、对兄弟、对孩子，从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社会关系等对家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给父母减轻了很大的负担，更给兄弟姊妹们带来了福祉，因此三哥成了我们兄弟们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