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父母的这一生，我不禁感叹，深受启发。
    父亲着一生交的朋友都是忠厚实在之人，家族观念也都很强。有大村的丁瑞林二爷爷，横山后的丁良臣大爷爷，广家庄的丁鸿义大爷爷，范家沟的丁志芳大伯等。在恩情方面，父亲也知恩图报，对九爷爷来说，就是明显的表现。在父亲小的时候，四老爷爷对父亲非常喜欢，教他读书识字，后来四老爷爷病逝，九爷爷（四老爷爷的儿子，十八世）的腿又不好，父亲便把九爷爷家的所有家务包了下来，后来丁鑑章小叔（九爷爷的儿子，十九世）长大结婚后又去了东北，家里重要的家务活在父母的安排下，我们兄弟又承担了下来。以及他家姑姑、小叔的婚事和四老爷爷、四老奶奶的丧事等无所不有。
    对处理下辈的婚姻大事，如投契、定亲等父亲几乎全部参与。而像卖房子等这样的大事，那是必须坚持先自己族人后外人的原则的。我记得九爷爷的那六间房子要卖的时候，丁鑑章小叔从东北回来后，丁鑑金叔找到小叔并和他达成了初步要卖给外姓。在鑑章小叔征求父亲的意见时，性格耿直的父亲宁可得罪丁鑑金叔和那个要买房子的外姓人家，也坚持应该卖给本家的丁鑑平叔叔，最后使鑑平叔如愿以偿。
    在续谱方面，父亲也是蔡家沟近代首个敢吃螃蟹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虽然焚书的热潮已经过去，但对修谱仍然是很尖锐、很敏感的。因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谱书都已经烧毁，几十年的间隔面临着断续的危险。年事已高的六爷爷茂椿（十八世，丁北辰叔叔的父亲）虽不识字，但记忆力好，还能对前几辈的事情想个大概，如果不及时修起来，将会给家族造成巨大的损失。考虑再三，最后和父亲还是决定把蔡家沟的支谱修起来。父亲和六爷爷藏在我家里间里开始了忙碌的工作。虽然是绝对保密，但还是冒着挨批斗的危险，母亲既要做饭，还要放哨，有时突然来几个人会把她吓得要命。每到吃饭的时候，他们两人茶一壶，酒两盅，探讨着，构思着。经过了一个冬天的功夫，慢慢的一部蔡家沟家谱的雏形摆在了面前，又经过整理，一部按照乾隆三十年格式的手抄本正式线状成册。谱书修好没几年，六爷爷就离开了我们。
    母亲的一生也和父亲一样，是令人佩敬的一生。虽然她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义举，但她几十年如一日的平淡的生活就令人折服。她做事谦虚谨慎，仔细周到，为人和善低调，便宜让给别人，吃亏自己揽着，有困难尽量不麻烦别人，可别人有困难则乐于助人，有求必应。在家里，家务活几乎全是母亲做，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井井有条，把全家照顾的无微不至。她既是父亲的贤内助，又是我们生活中的依偎。记得在“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大哥、二哥每天都要去搞大寨田，活很累，母亲在家做饭的时候要特意糊几个玉米饼子，让父亲和哥哥们吃，自己却选最不好的饭吃。既便是过年吃水饺（当时一般包两种，一种是荞麦面的，一种是白面的），也是自己吃黑的，把白面的饺子让我们吃。把最好的饭菜让给别人也吃成了一种习惯，直至生命的最后也是如此。
    母亲心地善良，宽宏大量，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九八二年的时候，大姑从青岛回娘家看家（也是最后一次，直至去年大姑九十七岁高龄去世，再也没有回老家看看），母亲和大姑叙旧的谈话中谈到了她们结婚不久的一段往事。当时大姑（结婚较晚）和母亲都结婚不久，那个时候刚结婚的媳妇都有住娘家的习惯，八月十五是一年中的大节，住娘家的媳妇必须回婆家过节。八月十四的下午，母亲已经从台家官庄回到了蔡家沟。大姑知道应该回理务关婆家过节，却迟迟未走，原因是不愿回到那个受婆婆欺负的家。可是不走又怕母亲不愿意，因为那个时代很忌讳出嫁的闺女在娘家过节的。母亲看到了大姑的为难，非常同情大姑，而且天色已晚，还要走那么远的路（当时全靠步行），所以坚决不让大姑回去，并说：&ld